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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工商业同业公会的有关情况及其启示

2009-10-17

  近代上海工商业同业公会作为与经济运行近代化相适应的同业团体,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上海市档案馆典藏的449个全宗、48599卷近代同业公会档案,是馆藏档案中最具特色的档案之一,全面记录了其沿革、组织机构、经济职能和实际运作等情况。考察和研究近代同业公会当年所形成的这些档案,对当前本市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大力推进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探索行业协会的组织和运作模式,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沿 革 近代上海工商业同业公会,源于传统的会馆和公所,如“商船会馆”、“布业公所”、“四明公所”等。十八世纪中叶,上海至少已有这类团体27个,主要集中在沙船业、茶业、糖业、洋货业、豆饼油业、纸业、钱庄业、票号业等。 上海开埠后,一批专营进出口商品的行业应运而生,如洋布业、洋杂货业、五金业、丝业、茶业以及报关业、保险业等,并陆续建立起自己的同业团体。

  20世纪初,各同业团体开始其缓慢的近代化进程,一些新建或改组的同业团体,开始使用“商会”或“公会”名称,如清末建立的“洋货商业公会”、“豆米同业公会”、“棉业公会”、“书业商会”和“木器商会”等,北洋政府时期建立的“出口各业公会”、“钱业公会”、“银行公会”、“运输业同业公会”等。当时,这些新型工商业同业团体,以传统行会组织缺乏的创新意识和经济职能,顺应了新旧经济体制递嬗更替的趋势,对上海以至全国的工商界起到了先导、示范的作用。

  国民政府成立后,开始整顿工商业团体,重新修订并公布了《商会法》,并于1929年8月和1931年1月先后公布了《工商同业公会法》和《工商同业公会法施行细则》等法规,以行政和法律手段,将原有各种工商同业团体统一改组为同业公会,并将它们置于地方政府的监督之下。按《工商同业公会法》的规定,凡同一区域同业企业行号在7家以上时,须依法组建同业公会。同业公会若违背政府的法令,或妨害公共利益,地方当局有权下令解散公会。

  1936年底,上海工商业同业公会总数达到360个。至上海解放时,有同业公会400个以上,覆盖了上海工商各业。 新中国建立后,上海各同业公会在配合人民政府发展生产,恢复国民经济,推动公私合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58年,在上海私营企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所有同业公会宣告结束。

  二、组织机构 早期的同业团体由同行业的企业行号自愿加入,但因不同地域而形成的行帮往往相互排斥,会员入会有较严格的限制。至清末,凡同业团体中的重大事务,多由会员推举各自的“议董”集体商议。同业团体负责人的产生,则采用“轮值制”,即由“议董”轮流担任,定期交接。 同业团体还聘用董事一名,负责对外交涉。该董事不一定从本行业中选出,更多的是延聘社会名流绅士担任,以凭借其声望,协调同业团体与政府、华商和外商之间的复杂关系。 自会馆、公所改组为同业公会后,组织机构也实行了近代化改革,贯彻“分业以竞争,合志以联群”的近代商业精神,入会限制得以放宽,同业公会才开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同行业中大多数工商企业共同利益的代表者。公会负责人多从本行业实力雄厚企业的企业家中产生,有的规定可以连选连任。 组织机构的另一重大改革是改原来的“轮值制”和“董事制”为“委员制”,即由会员大会投票选举出执行委员会(或理事会),作为同业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执行委员会(或理事会)下面往往按业务类别设若干分组委员会,各委员会由委员7至9人组成,并从中选举出一名主任委员。同时,各同业公会还成立了评定价格、分配原料、税则研究和劳资仲裁等机构,开展有关活动。

  三、职 能 极力扩大组织规模,延伸地域范围,运用经济杠杆结束原有的稳定平和状态,在同业中引入竞争机制,这是近代工商业同业团体与传统行会组织在经济职能上体现出的最明显差异。近代上海工商业同业公会随着其行业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职能也不断拓展,其具体职能,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制定业务规则,修改管理条例 各同业公会都将制定本行业各项业务规则作为基本职能,同时,负责修订由政府职能部门颁布的行业管理规则,构筑行业业务和行政管理体系以及监督机制。

  (二)开展行业调查统计,指导扶助同业 近代上海工商业同业公会十分重视对同业商情的了解,通过设立专门机构、收集和调查各项资料、制定会员各厂成品标准、出版书刊等方式,把开展商情调查、行业调查,为同业提供有关信息以及对同业进行扶助和指导,作为其重要职责。

  (三)协调产销关系,核定产品价格 鉴于近代上海工商业面临着外国资本和同行业内部争夺市场的双重压力,在大多数同业公会制定的章程、业规中,均将统一产品或商品价格列为重要职责。各同业公会一般多通过设立专门的评价机构,如评价委员会,负责制定本行业产品的统一规格标准,分别产品的质量等级,确定有利于同业的市场价格。 同业公会对违反定价行为的会员和非会员,均有严格的处置手段,并严禁会员私自订定价格。但同业公会具体的议价方法却具有一定的弹性,如有的公会仅对畅销货物的价格进行评定,对那些普通货物乃至滞销的货物,则听任同业企业自由确定其价格;有的按成本高低或供求变化进行定价;有的注重按类议价,对确定的货物价格一一区别等级。 同业公会在遭遇市场不景气,或同业使用跌价销售等不正当竞争手段时,往往对产品核价实行统制政策,如签订同业公约,统一价格等,作为应变的自救手段。 (四)监督商品质量,矫正经营弊端 各工商业同业公会为维护会员企业的经济权益,取信于商家和消费者,都比较重视提倡商业道德,推崇行业信誉,对于本业产品的质量均有严格的要求,并在各自的业规中加以明确。 在具体监督措施上,形式多样,有成立专门机构,负责处置不合格产品的;有由各会员企业轮流推派代表定期赴各企业,视察和监督产品的交易价格、产量和质量的;有将产品的检验工作列入公会的职责范围,制定产品的各项检测指标的,以使产品仅凭同业公会检验及格单便可直接报关出口。 同业公会还负责查究假冒伪劣商品等损害本行业信誉的不正当经营行为。

  (五)协助解决同业原料的取给 保障原料供给,是工业生产的前提,而优化原料,则是优化产品和增强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保证。同业公会因此担负起开辟原料来源的任务。 同业公会解决同业原料的方法也多种多样,有开拓新的原料基地,试验、推广种植优良品种;有在原料产地设置机构,商议收购的市场价格;有与出口企业合组,发挥双方优势,推动产品外销,采购、输入原料;有组织技术力量,自制原料;也有设立原料工厂,作为非常时期的一种应急措施,等等。

  (六)沟通政府和行业之间的联系 同业公会有时也接受政府委办的事项,诸如行业调查统计,代为收缴款项,检查会员企业执行政府法令的情况,同时向政府部门反映同业的意愿和要求,争取获得政府的保护,维护同业的合法权益。 民国时期,捐税方面的矛盾比较突出,同业公会因此更多地担负起评税议税的职责,以防止同业偷税漏税,同时,又针对不合理的税收,向政府部门反映同业要求减税或停止征税的呼声。 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颁布了新的营业税大纲,上海工商各业同业公会为此专门成立“税则研究委员会”,对各业货品分门别类进行核议,呈请政府修订税率,视情核减。

  (七)调解同业纠纷和劳资争议 调解同业或同业会员之间因价格、原料、商标等引起的纠纷,以及劳资之间因工作时间、薪金、津贴和假期等导致的争议,是各同业公会一项经常性的活动。 有些同业公会设有“仲裁部”,以调解同业会员之间,甚至非会员之间所发生的争议。但同业公会往往权力有限,一旦劳资争议升级,可能酿成重大事端时,便转请政府部门调处仲裁。

  (八)兴办附属事业 不少同业公会还兴办各类公共设施,作为其附属事业的组成部分,比较常见的是组织研究团体,创办学校,建立助学贷款基金等,意在提高本业员工的知识和技能,或为会员家属子弟就学等提供方便。

  四、几点启示 同业公会作为实行行业自主管理的一种社会组织,在确立和维护行业规范,处理和化解行业内部矛盾,协调行业内外关系,进而促进行业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在发展过程中呈现的一些特点,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丰富的启迪,很值得予以重视。

  (一)组织机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近代同业组织的领导机构由会员企业选举产生,负责人由行业中较有名望、且实力雄厚企业的企业家充任,经费主要来源于会费,同政府部门没有渊源关系。

  (二)对行业的管理具有权威性 许多实例表明,凡同业管理活动严明,该行业经营便相对规范,内部矛盾少,发展障碍也较少,反之,则整个行业如一盘散沙,各自为政。

  (三)业务活动具有较强的专业性 比较成熟的同业公会,多不限于开展联谊性活动,而是选择行业发展所面临的种种专题,组织专门机构,开展调查,拟制规章或确定对策,从而使整个行业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

  (四)活动范围具有超地域性 一些较有生气或影响较大的同业公会,常将其会员和辐射范围扩展到上海周边地区,甚至更有以上海为基地,面向全国开展活动,最终对经济运行产生重要影响。 (上海市档案馆)